《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政党的主要特征、地位以及党内民主的要求，希望实现政党的良性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规范运作。
[3]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分工既包括部门、行业的分工，也包括企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面对诸多问题和商法制度创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中国商法典立法面临的难点。[8]尽管编纂《中国商法典》是商事实践活动的现实需要，但是基于中国社会独特的矛盾，制定商法典首先在体系构建上面临着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有成熟的商法理念和理论贯穿于商法典的各个部分，贯穿于整个商法典。商可提升人类的创新动力，亦可激发人们的贪婪欲望。第三，商事人格制度构建。商人没有自己的品格和精神目标，无法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商人只是短视的逐利工具，缺失长远的社会责任。
(四)商法典是我国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重要保障 除了国内商业发展的需要，商法典的制定还是我国推行国际经济合作战略的制度基础。第四，商事财产制度构建。(三)编纂《商法典》 法典化的系统编纂是商法最高层次的形式理性，商事法律汇编仅是将我国的商事单行法模式过渡到商法典模式的中间路径，一旦我国通过商事法律汇编形成较为系统的商事法律框架体系，社会商业伦理秩序趋于稳定，我国仍然应当制定《商法典》。
二者的平衡是制度构建的难点。对此，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曾说过：保证文明、进步和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企业家和企业享有尽可能多的活动自由，最大范围实现个人主义。在文艺复习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公权干预，倡导天赋人权成为当时社会最响亮的口号，私有财产制度也获得了有史以来更加广泛的正当性及其道德论证。所以，制定具有时代特征的商法典并以此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法律桥梁，是保障我国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核心工程。
尽管可以单行法化，但是在立法尚属空白，法体系性又较强的情况下，将之凝结于商法一般性规定中，凝结于总纲性商事法律中，既能避免出现单行法因部门立法而相互冲突的情形，又能在商事一般法的框架下健全中国商法体系，是较优的立法选择。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国内社会乱象需要商法典的制定，国际经济战略的推行更要求商法典的出台，因此，我国制定商法典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公有商事财产使用除了受该公主体内部治理结构商事判断的影响外，还受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中国的商事主体制度以活跃的公法主体和庞大的私法主体为存在，国有控股企业、国有独资企业、民营和外资控股、参股及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等多元主体并存，这一商事主体格局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在条件成熟时编纂一部与《民法典》相呼应的《中国商法典》。第五，商事行为制度构建。
第六，商事责任和商事纠纷解决制度构建。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同，商事主体的人格具有财产要素。1794年出台的《普鲁士普通邦法》更是几乎包含了所有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1847年的《德意志统一汇票和本票》使德意志各邦国商事法律的统一取得实质性进展，各邦国商人在此中间因为贸易联系的不断增强而迅速团结，出现了在德国政治统一之前各邦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了统一的局面。[3]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分工既包括部门、行业的分工，也包括企业内部的分工。
不仅如此，在公有主体大量存在的现实体制之下，公有商事财产的保护也是商法典不能回避的问题。该现实迫使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替代宗教伦理，维护社会伦理价值以平衡商业伦理冲击的道路，为此古罗马法的复兴运动水到渠成，法国和德国相继出台了民法典。
我们在全社会推行商品经济，但商人营利演变成了全民逐利。{5}[日]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4}[意] F.卡尔卡诺：《商法史》，贾婉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传统商法以法国商法、德国商法和英美商法为代表。这一问题在大陆系国家商法体系中始终存在争议，主要表现在是否将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消费者保护等单行法纳入商法典的争论之中。笔者认为，面对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转型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竞争与冲突的格局，商法典的制定是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稳定有序发展、保持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创新工程。[8]王保树：《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北京：《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36页。并且，十九世纪欧洲各君主国出台民法典之际都试图用民法典调整商人关系，但是也都走向了失败，拿破仑颁布《民法典》之后就认识到了保障社会经济活力仍然需要《商法典》，德国同样放弃以《民法典》取代《商法典》的做法，采取了民商分立并同时分别制定民、商两部法典。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体现时代的特色，扭转我国现阶段营利与非营利模糊不清的格局以及应对当下商业发展的新要求，较之于早前的德国、法国《商法典》，我国的《商法典》必须在构建新时代背景下商主体和商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具体规则的设计，从而使该法典反应二十一世纪时代特征的同时，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并自发趋同。作为现代的商事立法，商法典既要关注商法的私法属性，更要看到商法的强制性。
一方面，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行政性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尾大不掉。近现代大国的崛起几乎全部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之上，而近代商业文明又以商法文明为根基，商法的精神铸造了商人精神，建立在现代商法原则之上的商人与商人的关系、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商人与宗教的关系、商人与社会的关系、商人与公民的关系等等，构建了现代社会的商业文明，构建了商业文明时代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制的基础，奠定了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现代精神。
在世界历史上，商法法典化远早于民法典的创制，更有甚者，源流于欧洲中世纪的近代商法就是中世纪后期罗马法复兴并走向法典化的重要原因。二、编纂《中国商法典》面临的理论与实务问题 (一)从传统商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 传统商法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不论是殖民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还是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他们在对外开展经贸合作时，都以法律制度的输出作为保障。十五、十六世纪的商人一味地追求利益、追逐财富，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弥漫整个欧洲，商业开始无休止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掠夺使社会贫富快速拉开差距，任何能够创造财富的方式，商人都企图尝试，一时之间，人体器官买卖等冲击世俗伦理的行为也被商人所实施，开拓市场获取资源更是成为商人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的商业活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在社会道德、信用、公正、信仰等等方面，我们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问题，资本主义早中期发展中的各种积弊在我们社会中有所表现。商事行为 【全文】 在编纂《中国民法典》的同时，中国需要编纂一部《商法典》，这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制进步的需要，更是倡导一带一路的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
在二十世纪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国，无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本，还是其他大国，无一不是借助商法典提升国家商事竞争力。{8}[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钩、夏勇、张志铭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现阶段的整个中国掀起了经商的狂潮，商业正在悄然的无序扩张，导致全民逐利。然而与之相伴，去法典化呼吁也在法学界此起彼伏，并且就中国商法立法历程来看，后者更占主流，其理由基本就是民国时期《民商划一提案审查报告书》所列八大理由。
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使原先的罗马帝国领土相继出现了一批蛮族国家，整个欧洲逐渐形成了城邦国家林立的政治生态，城邦间的商人自行开展商事交易，创建商业城市，发展海上贸易，商业城市自治法和海上贸易习惯法应运而生，在禁商宗教伦理的统治下，商业活动因为城邦林立的政治格局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发展并形成并行于宗教教义的一整套习惯法和成文法。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依然明确表示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是推进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个人被赋予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和契约订立权。通过保障基本权利的《民法典》和规范商业秩序的《商法典》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长远发展。(二)完成《商事法律汇编》 《商事法律汇编》是在遵循一般法律汇编原则的基础上，对商事法律的体系和规范进行有条理的整合与汇总，形成我国独有的以《商事通则》为核心的商事法律体系。第一，商法典的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
因此，《商事通则》是当下中国商法回望过去，镜鉴当下、连接未来的有效选择。另一方面，商人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使商业陷入无休止的竞争状态，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使商人成为社会最危险的群体。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不过，上述国家依赖于卓越的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实行的都是法律的强制输出，现阶段我国只能通过商事法律的国际趋同，以国内商事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获取域外国家的认同，进而激发外国对我国法律的自主趋同，最终实现法律制度的输出，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我国构建国际经贸合作保障体系的必然选择。
第三，作为具有时代性的商事立法，中国商法典应当最大程度地激励和保护商事主体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在确保商事创新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同时，消除妨碍商事交易秩序健康运行和发展的非法交易行为。从法律体系来看中国商事部门法较为完备，但是诸如贯彻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商事登记、保护商事人格的商事字号规定、彰显商事信用的商事会计账簿、体现商事客体性的营业资产等立法规则都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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